阿耀点头。沈若琪在前面带路，阿耀跟在后面，一只手捂着外套内侧的档案袋。两个人穿过西侧走廊，推开消防通道的铁门——门轴干涩地尖叫了一声，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来回弹了好几下。
外面是旧街场的后巷。堆满了废弃的纸箱和生锈的排烟管，一股垃圾发酵的酸味混着海风湿热的腥味扑面而来。巷口有个拾荒老人蹲在纸箱堆旁边，看了他们一眼，又低下头继续翻纸箱，像什么都没看到。阿耀从他身边经过时，他正在把一个踩扁的易拉罐往麻袋里塞，动作不紧不慢，麻袋已经装了大半。后巷的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电影海报，海报上的画面已经看不清了，只剩一行模糊的广告语——“澜州港，风来的时候，一切都变了。”阿耀扫了一眼，没有停。
两个人穿过步行街，拐进老城区。身后医院的警笛声又开始响了，这次比之前更密，至少三四辆。警笛声里夹杂着几声哨响，有人在指挥封锁。旧街场那边，跳蚤市场已经彻底散了，摊贩们推着三轮车往城外方向涌，人挤人，骂声和车铃声搅在一起。有个卖旧书的推着三轮车从阿耀身边经过，车上堆满了旧书，最上面那本书封面上印着一只招财猫，和今天广场上那只人偶一模一样。阿耀看了一眼，和沈若琪混在撤离的人群里，逆着人流往老城区深处走。
老城区火车站在澜州港最老的街区尽头，九十年代末就停运了。铁轨还在，被野草淹了大半，枕木腐朽得看不清原来的形状。候车室的大门用铁链锁着，铁链已经锈成了深褐色，但锁是新的——不是近几年换的，是一直有人在维护，锁孔边缘还有淡淡的油迹。阿耀站在候车室门口，透过玻璃往里看。候车室里的长椅还在，检票口的牌子歪在一边，上面写着——“澜州港→边境”。地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，灰上有脚印，不是旧脚印，鞋底的纹路很清晰，踩上去不超过一周。
有人定期来。给门锁上油，在地板上留下脚印，然后离开。
“不是老院长。”沈若琪看着那把新锁。阿耀说不是他——他肺癌晚期，最后几个月连走路都困难，不可能每周来给一把锁上油。另有其人。他顿了一下，补了一句，“可能老周头。”
阿耀没有砸锁。他绕到候车室侧面，找到一扇被木板钉死的窗户。木板已经松了，钉子锈得只剩半截，木板边缘被雨水泡得发胀，用手一掰就裂开一条缝。他把木板掰开，侧身挤了进去。沈若琪跟在后面，落地时踩碎了一块玻璃，碎渣在空旷的候车室里发出清脆的回响。
候车室里很暗，只有月光从窗缝里漏进来，照在那些积灰的长椅上。一排一排的长椅，整整齐齐，像是还在等最后一班火车。检票口的牌子歪在一边，那个“边境”的“边”字被什么东西划掉了一半，露出底下另一行更老的字——“澜州港→铜山”。阿耀盯着那个被划掉的字看了片刻。铜山。他父亲遗书的地图上标注的铜矿山。
B区在候车室最深处。靠墙一排旧储物柜，铁皮柜门，编号从1号到20号。12号在中间，柜门关着，锁孔里插着一把小锁。锁已经锈死了，和老院长信里写的完全一致。
阿耀从裤兜里掏出那把旧钥匙。钥匙柄上的“管”字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铜色。他把钥匙插进锁孔，顺时针转了半圈。锁芯动了，和石室里那道暗门一样，发出一声轻微的咔嗒，像一根沉寂了很久的弹簧终于被松开。
柜门弹开了一条缝。
阿耀没有立刻打开。他蹲在储物柜前，手指搭在柜门边缘，回头看了沈若琪一眼。沈若琪举着手机，摄像头对着柜门，绿色指示灯还在闪。她点了点头。
阿耀拉开柜门。
储物柜里只有一个东西。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比老院长铁匣里那个信封装得更厚，信封正面写着——“顾衍之亲启”。笔迹不是老院长的，是一手硬朗的楷体，每一笔都横平竖直，力道很足，墨水浸得很深，不是用的钢笔，是用的毛笔。阿耀认识这个字——是他父亲的字。
他打开信封，抽出一叠纸。最上面是一封信，信纸已经泛黄，折痕处磨出了毛边。信的开头第一行写着——“顾衍之，当你儿子读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了。”
阿耀的手指在信纸上停了一下。这是他父亲的遗书，和他刚才在石室里读到的老院长遗书，用了完全相同的开头。两个老友，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地点，各自写下了一封遗书，却用了同一句话当开头。这不是巧合。这是他们早就约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