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若琪跟在后面，手机闪光灯也亮了。她用手电筒照着地面，矿道地面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根锈透的铁轨枕木，枕木之间散落着当年运矿车掉落的碎矿石。碎矿石在灯光下泛着暗淡的金属光泽。她弯下腰捡了一块对着光看——是铜矿石，品位不高，但确实是铜。这座矿山当年产出的铜矿石，现在全部埋在红山集团的旧账本里了。
她的灯光在墙壁上扫过，忽然停住了。墙上有人刻过字。不是矿工留下的——刻得很深，每一笔末尾都有微微上挑的弧度，和阿耀父亲遗书的笔迹如出一辙。字迹旁边画着一个简易箭头，指向矿道更深处。箭头下面还刻了一行更小的字：“第三矿道，直走，过三道岔路口左转。”
“这是他留的路标。”阿耀把手电筒照过去，辨认着墙上那些刻字的内容，手指顺着箭头的方向在岩壁上轻轻划了一下，“他在矿道里分叉的地方都刻了相同的记号。你看这个箭头的深度，比旁边那个浅——不是一次刻的。他来过不止一次。”
越往里走，矿道分岔越多。每到一个岔路口，阿耀就在岩壁上寻找父亲的刻字记号，顺着箭头的指引继续往里走。有些岔路口堆着废弃的矿车，车轮锈死在铁轨上，车斗里装着半车矿石，矿石表面覆着一层灰白的氧化层。阿耀的手电筒扫过矿车，在车斗边缘停了一下——那里刻着一个“管”字。不是父亲刻的，笔迹更潦草，像是在赶时间。这是老院长留的。他也来过。
“他们两个都来过。”阿耀把手电筒从矿车上移开，“老院长和我爸。不止一次。”
大约走了三百米，矿道忽然变窄了，只剩下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狭缝。狭缝两侧的岩壁上全是凿痕——不是采矿的凿痕，是人工开凿的痕迹，凿痕细密而整齐，像是用小型工具一下一下凿出来的。阿耀侧身挤进去，沈若琪紧随其后。狭缝里的空气更冷，风从深处往外灌，带着一股更浓的硫磺味。地面上有几处积水，水面倒映着手电筒的光，晃成一片碎银。积水很浅，只没过鞋底，但很凉，像是从地底深处渗出来的冷水，踩上去脚底发麻。
狭缝尽头是一扇铁门。不是矿场的原始设施——门体整个是用钢板焊成的，焊缝还很新，新得不该出现在这座废弃了十几年的矿道里。门板上刻着一个小小的“管”字，不是用刀刻的，是用电焊枪烧的，笔画边缘熔出了一圈不规则的铁渣，在电筒光下闪着暗沉的金属光泽。铁渣的边缘还翻着当年烧焊时的痕迹，冷却之后形成了一圈锋利的小凸起，像花瓣一样围着那个字。
阿耀认得这个字。从人偶掌心，到老周头的铁盒，到石室暗门的凹槽，到储物柜的锁孔，现在在这个废弃了十几年的矿道里，这个字又出现了。他父亲花了二十年，把同一个字刻在不同的地方——用记号笔写在姑娘手上，用刀刻在石棺后面，用电焊枪烧在铁门上。每一道刻痕都是路标，指引着读得懂的人一路走到这里。最后一个“管”字，烧在这扇铁门上。推开它，里面就是父亲藏了二十年的东西。
阿耀把手按在铁门上。钢板冰凉，焊渣扎在掌心里，微微刺疼。沈若琪站在他身后，手电筒的光从他肩膀旁边穿过去，打在铁门上。阿耀深吸一口气，用力推开铁门。
门后是一间被人工开凿出来的石室，不大，大约十来个平方。手电筒的光扫过去，照出一排排码放整齐的档案架——不是矿场的设备，是后来添置的，木头架子上还残留着锯末的味道。架子上塞满了东西：发黄的文件夹、牛皮纸档案袋、用橡皮筋捆着的账本、几份手写的合同。墙角的铁皮柜半开着，里面堆着更多的档案袋，每个袋子上都贴着标签，标签上写着年份：1979年、1982年、1985年、1988年、1991年、1994年、1998年。二十年的跨度，每一年都有人背叛，每一笔交易都被记在了这些纸页上。
石室正**摆着一张旧铁桌，桌上搁着一盏煤油灯。灯已经干了，灯芯烧得只剩一小截黑色的焦炭。煤油灯旁边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，信封上写着——“给阿耀。最后一件事。”笔迹还是那手硬朗的楷体，和他父亲的遗书一模一样。
阿耀拿起信封。他没有立刻打开，只是看着桌上那盏煤油灯。他父亲最后一次离开这间石室的时候，这盏灯还亮着。火苗在灯芯上跳，光打在那些档案袋上，照出标签上的年份。他把灯芯吹灭，然后关上门，焊上那个“管”字。然后他走了。再也没有回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