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2年春天建国在镜子前面发现自己长了一根白头发。不是鬓角那种若隐若现的银色丝线，是一根白的——从头皮里长出来，从根到梢全是白的，在一团黑发中间站得笔直。他对着镜子把那根头发捏住了，想拔。手指捏紧了以后又松开了。

他把梳子放回架子上，走出洗手间的时候什么也没说。

林慧在客厅叠衣服。她抬头看了建国一眼，目光在他头顶停了两秒——也什么都没说。但建国出门上班的时候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。她看见了那根白头发。

从1997年到2012年，建国在县城生活了十五年。他住在单位分的宿舍里——最初是筒子楼，后来搬到了现在的两居室，砖混结构，窗户朝南，冬天有暖气。楼下有一棵槐树——不是村口那棵，但每年春天也开白花，花落了以后地上铺一层碎白。他在这个院子里住了八年，每天从单元门走到单位大门走十二分钟。他在这条路上走过无数次——上班、下班、去食堂、去菜市场、去接女儿放学。路两边有几家店他认识店主：卖早点的王婶、修自行车的赵师傅、文具店的老陈。他们见面会点头，但从不坐下来聊天。建国在这里没有“串门“这个习惯。在村里的时候，从自家院子走到王威家院子用不了一分钟。在这里，他住了八年不知道对门邻居的名字。

办公室和十五年前刚分配来时已经不一样了——桌子换了，同事换了好几批，窗台上的文竹死了一盆又补了一盆。但有一件事没变：他每天早上走进办公室，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，泡一杯茶，把昨天没看完的文件拿出来。然后到点了下班。日子像流水线一样从周一流到周五，再从周五流回周一。

他有时候会在下班的路上算一笔账——他在这个单位已经干了十五年。十五年前他刚分配来时，工资是两百多块。现在他的工资是两千多块。翻了十倍。但房价翻了不止十倍。他在县城买不起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——他现在住的还是单位的宿舍。他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，因为他知道想了也没用。

2012年春天，王威的儿子王小龙上小学了。王威骑着电动车送儿子去镇上小学的第一天，小龙坐在后座上抱着他的腰。村路两边麦子刚返青，风从头盔下面灌进来。小龙说“爸，学校远不远“。王威说“不远“。骑了二十分钟才到。

小龙被分到一年级三班。教室是平房，窗玻璃有一块裂了，用透明胶带贴着。王威站在教室门口看了一会儿——课桌是木头的，桌面上刻满了前几届学生留下的字，比他在乡初中时用的那些旧一些。小龙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，把书包放进桌洞里——书包是王威妻子用旧衣服改的，蓝色，拉链是新的。小龙把拉链拉开又拉上，玩了两遍，然后把语文课本拿出来摆在桌上。

王威在门口站到上课铃响了才走。他骑上电动车往回走的时候速度比来时慢。路还是那条路，麦子还是那个颜色。但他想——小龙从这里开始，要读完六年小学、三年初中、三年高中。如果能考上大学的话。十二年。他今年三十六岁，小龙十二年以后他四十八。

他在养殖场门口停好车的时候，手机响了——王威妻子的号码。他接起来，妻子说“送到了？“，他说“到了“。电话两头安静了两秒——不是没话说，是那种“我们已经习惯了不用多说“的安静。

2012年夏天海龙在省城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。首付十八万，贷款三十年，月供一千八。

签合同那天海龙在售楼处的椅子上坐了很久。他面前的合同上写着他的名字、身份证号、房子的地址和面积——九十二平米，两室一厅，在省城东开发区一个新小区里，六楼，电梯。他把合同从头到尾看了两遍，有些地方没完全看懂——比如公摊面积是什么意思、物业费包括什么——但他还是签了。签完以后他把自己的那份合同拿在手里。纸是厚的，印泥是红的，他的名字是蓝黑墨水写的——是他自己一笔一画写上去的。他把合同对折了一下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，信封口折了两折，放进工具箱的最底层——放在铁盒的旁边。铁盒上面压着那个信封。他没觉得有什么不对。工具箱是他最信任的东西，已经跟了他十几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