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重抄一遍。”

温良把那一摞卡片放在旧课桌上的时候说了这句。

六月二号，周二，晚上八点。

今天屋里只有三个人。

高考还有五天。

这几天他跟班上说过：晚上不用来了，回家看书。

昨天晚上来了六个。

前天来了九个。

今天他早上在教室里又说了一遍，说得很硬。

“今天谁都不许来。”

杜小满和邱大川是六点半上来的。

“您不是说不许来吗。”温良问。

“您昨天让我们今天来的。”杜小满说。

“我说的是有点事。”

“那就是让我们来。”

温良看了她一眼，没有再说。

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。

打了两个。

“您好，我是温良。”

“今天晚上有点事，可能要到十一点半。”

“十一点半我送他们回去，我送到楼下。”

“您要是觉得太晚，我现在就让他们回去。”

两个都同意了。

邱大川他妈还说了一句：“您别送了，让他自己回来，我在门口等他。”

温良把两通电话的时间和内容都记在本子上。

那一摞卡片摊开在桌上。

五十三张。

三月五号那天晚上他写的，写了一夜。

后来又写过一份留在教务处。

这一份从三月八号贴到今天，在墙上挂了将近三个月。

杜小满拿起最上面那一张，对着灯看。

“边毛了。”

“何止毛了。”

邱大川把手里那张翻过来。

“这儿有个手印。”

“五月四号那天挤的，好几张都蹭到了。”

那一张的右下角有一片灰。

不是脏，是被人反复摸出来的那种发亮的灰。

字还看得清，可是笔画的边糊了。

“为什么要重抄。”邱大川问。

“两个原因。”温良说。

“第一个：磨花了，念不清。”

“第二个更要紧。”

他把那一摞往中间推了推。

“这上头的字，是三月五号写的。”

“今天六月二号。”

“中间隔了将近三个月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。”

“三个月里，有八个人不一样了。”

杜小满抬起头。

“八个？”

“我这儿记着。”

他从内兜里拿出那个小本子，翻到中间。

那一页上是一列学号，后头跟着几行小字。

“十七号那张要改。”

“上头写着‘视力那一项复检未做’。”

“他五月十四号做了，回执我看过。”

“这一句得划掉。”

“九号那张也要改。”

“上头写着‘母亲三月底手术，四月上旬可能请假’。”

“手术做完了，四月他一天没请。”

“这一句改成：手术已完成，四月全勤。”

他一条一条往下念。

八条念完花了五六分钟。

“别的四十五张呢。”杜小满问。

“照原样抄。”

“一个字都不改？”

“一个字都不改。”

“我没看见的，我不能瞎改。”

三个人开始分。

“怎么分。”邱大川问。

“一人十八。”杜小满说。

“五十四张，多出来那一张归老师。”

“五十三张。”温良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