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没有。”

“一次都没做过。”

“一次都没做过。”温良说，“我拿了一个班五十三个人，从去年九月记到今年六月，每天记一遍，记在班务日志后头那几页上。这个不叫检验。”

“那叫什么。”

“这叫我用了九个月。”

那位教研员在纸上写了一行。

“你自己知道它站不站得住吗。”

“我知道它有一处站不住。”温良说，“这五项里头，有三项换到纸面上就用不了。举手看不见，坐姿看不见，请假查不着。上个月我拿这五项去筛四百多本外校的旧作业本，我手上只剩两样。两样筛出来的东西，我只能叫它疑似。”

“疑似怎么办。”

“疑似就等着。”温良说，“等到我能见着人再说。”

四十分钟讲完，他把那两沓纸放回袋子边上。

戚国安从头到尾没有说话。他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，面前那杯水一口没动，手一直叠在那张底稿上。

温良把纸袋往自己跟前拉了一下。

“戚老师，今天您叫我来是讲方法。方法我讲完了。”他说，“还有一样，你们没问。”

“什么。”

“我这几个月还在查一件跟教学没关系的事。”温良说，“我带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带来。”

“因为您要是想问，我全带来了。”温良说，“您要是不想问，我原样带回去。”

会议室里那三位教研员都停了。

戚国安把叠着的手松开，往后靠了一点。

“摆吧。”

温良站起来，把牛皮纸袋打开。

他摆的顺序，跟三天前晚上他在城中村那块水泥地上让六十几个孩子摆的顺序，一模一样。

第一样，三张片区教研签到表的复印件，三年前那一学年三次，摆成一排。他把三处签名指出来，说了三次都在五中那一块。

第二样，六本教师名录的核查结果。六十一个名字的单子，划掉的划掉，没划掉的七个。他把武大军电话里排掉的四个说了一遍：实习、调走、退休、名录把生僻字印错。

第三样，三份纪要。他把参会人数那一行念出来：五、五、四。再把签到表上的数念出来：六、六、五。

“三次都差一个。”他说。

第四样，五中三年前那本毕业纪念册里那一页的复印件。他把它推到桌子中间。

“照片上十九个人。底下印着十八个名字。”他说，“这本册子不是我的，是五中一个学生带来的，她姐是那一届的。册子还在她家里。这一页我复印了一份，复印的时候她在旁边。”

摘眼镜那位把眼镜戴回去了，探过身看那一页。

第五样，一张手写的单子——十九个疑似样本，学校和日期都在。

“姓名那一栏我涂了。”温良说。

“为什么涂。”

“因为这十九个孩子里头，我已经当面排掉了一个。”温良说，“剩下十八个我一个都没见过。他们不知道有这么一张单子，也没同意过谁把他们的名字往外拿。”

“那你给我们看这个有什么用。”

“看学校和日期有用。”温良说，“十九个里头有十四个断在九月。可九月是开学，换老师换教材重新分班，全城九月里字变了的孩子有几万个。所以这一张我今天摆出来，是要跟您说这条路我走过，走不通。”

第六样，那三条线的抄件。

他把纸摊开。第一条线上十六样，第二条九样，第三条线上什么都没有，只在最外头有一行字，写着城南中学一个学生找了三天没找着。

三个名字他念了两个。念到第三个的时候他停住了。

“第三个我只念得出一个字。”

“哪个字。”

“戚。”

会议室里没有人动。

坐在戚国安左手边那位记笔记的教研员，笔尖停在纸上没有落下去。

“后头两个字，签到表上被前后两个人的签名挤住了，认不出来。”温良说，“认不出来我就不填。所以纸上写的就是一个字，后头空两个字的地方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