戚国安还是没有说话。

第七样，赵行舟那张口述记录的复印件，底下有那位退休老教师签的名。

第八样，廖振那张纸。

温良把它摆在最后。

“这一张上头没有材料。”他说，“上头写的是城南中学一个学生，找了三天，档案室学生不能进，问了两个老师都说不记得。”

他把手放下。

“八样，摆完了。”

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儿。

“还有三样我没带。”温良说。

戚国安抬起眼。

“哪三样。”

“第一样，一支笔。那支笔不是我的，是一个学生家里的，她父亲给她的。人家的东西我不往外拿。”

“第二样呢。”

“第二样是六张纸。上礼拜天在我们学校教务处，六个人签了字，写他们听见了三个字。”温良说，“那三个字跟今天这件事没关系，那是我跟我们学校的事。我今天不带它来。”

“第三样。”

“第三样是我们班五十三个人的东西。”温良说，“那五十三个人的任何一样，我今天一张纸都没带。”

戚国安看着他。

“你为什么单独说这一样。”

“因为您要是问起我那个班，我会讲。”温良说，“可我不会把他们的东西摆到这张桌子上。他们不在这屋里，他们不知道我今天来。”

那位记笔记的教研员把笔放下了。

温良没有坐回去。

“戚老师，八样摆完了，还有一句是我自己的话。”他说，“这一句不是材料，是我的判断。我说明白了它是判断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三年前，这个城里有三个教书的人没了。”温良说，“他们的名字从打出来的册子上掉了，从手写的纸上还在。三个人分在两所学校，都是六月到八月之间没的。”

他停了一下。

“我怀疑这不是三件各不相干的事。”

戚国安的手在那张底稿上摊平了。

“这是判断。”他说。

“这是判断。”温良说，“判断可以是错的。我今天说出来，是因为我说完了您可以驳我。您驳我一句，我回去就得重新想一遍。”

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。

“还有一句。”温良说。

武大军在旁边动了一下。他把手放在桌沿上，手指并拢，没有出声。

“第三个人姓戚。”温良说，“您也姓戚。”

那位摘过眼镜的教研员抬起头来。

“我今天来之前，武老师劝过我。”温良说，“他说这一条一个字都别提。”

“你还是提了。”

“我提了。”温良说，“因为这一条我要是不提，我回去还得琢磨它。琢磨它我就会往两边猜——一边猜您是，一边猜您不是。这两样我都不想猜。”

他把那张三条线的抄件往前推了一寸。

“您要是跟这个人没有关系，您现在说一句就行。”温良说，“您说了，我记下来，回去把这一条划掉。您说一遍我就信一遍，我不会再问第二回。”

会议室里安静了七八秒。

温良站着没有动。

戚国安看着他，眼睛没有转开，也没有往桌上那八样材料上落。

他没有说没关系。

他也没有说有关系。

他什么都没有说。

从两点半到快四点，戚国安一句话没说。他没有打断过一次，也没有伸手翻过桌上任何一样材料，连最靠近他的那份纪要复印件他都没有碰。他就那样看着。

温良讲完最后一句以后，会议室里静了很久。

楼下有人在喊一个人的名字，喊了两声，没有人应。

戚国安伸出一根手指，把面前那份从头到尾没有翻动过的材料往桌子对面推了一寸。

然后他开口了。

他问的不是这些材料哪儿来的。

他也没有问温良凭什么这么说。

“你们那五十三个。”戚国安说。

温良抬起头。

“现在平均多少。”